在我国汗青上，中国音乐史的钻研，起头很迟。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于1929年出书；它不问真伪，摭拾前人之言，杂凑成书，布满复旧神秘思惟，于本门科学进献不大。可是从音乐史学讲，老是迈出了第一步。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于1931年出书，比之郑史较有层次，但从书籍到书籍，诡计在前人之间，剖白长短，从而得出本身的结论，则是不敷的；先有雅乐，后有俗乐等见解，也底子不克不及建立；其带有总结性的“述略”“概说”等段落，都十分空疏。
郑觐文（1872 - 1935）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于1934年出书；用泰半部书的篇幅去写一个音律问题，先是从我国汗青中拣取一些管律理论的糟粕，后是津津乐道一个德国传授所作的一次极平凡的实验，目标在让后者来压服前者；后半部草草讲些有关曲谱、乐队、乐种等问题，对我国成长最高的戏曲音乐不但不克不及从中看出我国劳动听民在音乐创作上的成绩，反而无穷举高“近代西洋音乐家之所为”，把“上自元曲昆曲，下至皮黄梆子”我国一切的戏曲音乐，都说得一文不值。这些，都是咱们所不克不及赞成的。我的《中国音乐史纲》，完稿于1944年，出书于1952年。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
从汗青来看这个成长，从郑觐文、许之衡、王光祈到我的《中国音乐史纲》，从小我看来，问题都是在实践方面。王光祈是侧重音律理论方面多，对详细的音调，看起来，他不大懂，缺乏的是音乐实践履历。我呢，有一点音乐实践，由于我写音乐史不是起头就写的，起头是注重音乐，进修不少音乐，感受到中国的音乐有它的优异部门，值得学，从这个起头，学这类音乐、那种音乐，固然，进修总嫌不敷，不外比如今的青年人学的多。小时辰1906年虚岁八岁起头学笛子、箫、笙、二胡，在上面奏一点民间音乐，是一个名叫颖泉的羽士教我的。厥后又跟阿炳学了近一年的琵琶、三弦。1910年起进了“天韵社”，进修昆曲，同时进修琵琶、古琴、三弦和此外乐器。这个社里的教员吴畹卿师长教师，既会教昆曲，又会教乐器。我在这里最少学唱过九十出戏，当时候均可以背得出来，能弹着三弦伴奏，不看谱便可以给戏伴奏。1920年今后我在上海音乐会中，常常加入琵琶独奏，十三大套都吹奏过。关于器乐合奏，从1910年起到1937年，我常常同志士和吹鼓手们搞在一块儿，二十多年中心学了南边的两种音乐，一种叫“十番鼓”，一种叫“十番锣鼓”，民间艺人能奏的我都能奏，同他们一同吹奏，向他们调査钻研。1947年后，搞过一段时候的古琴音乐。当时没有灌音机，我向琴家进修，只好听写，把曲调记写下来，然后本身弹会，和琴家对弹，举行校订；弹一个音调，就写定一个谱；如许的曾写过大要八十曲摆布，写了六本，此中已出书了一本。有六本的手稿都藏在音研所图书室里。解放今后有了灌音机，对古琴继续举行调査钻研，就便当很多了。解放后，我对民间音乐的进修和收拾，决不肯搁浅下来，前后还出书了阿炳曲集、管乐曲集、奏乐乐谱、单弦牌子乐谱等等，这些都是实践的成果。在音乐史里，要接触一点音乐，讲一点纪律，老是同实践不克不及分隔。如今不敷的处所，仍是实践不敷，由于全中国工具太多了，太丰硕了，戏曲就有三百几十种，曲艺也有一百几十种，这个内里我本身接触过的，仍是少数，比方，戏曲内里，我对昆曲是老手，但对旁的工具就不那末老手了。不是老手的部门怎样办呢？只可以吠形吠声，生吞活剥。但是如许写岀来的工具是价值不大的。由于一般钻研得浅，不像昆曲那样钻研得深，可以说得出一些事理来，重要仍是实践的不敷，对实践的熟悉深度不敷、广度不敷。我所能充实应用的，就是本身的实践所能供给的资料。实践不敷，理论就难于核实。我写音乐史，有如许的错误谬误，这是一个环境。另外一个环境呢，对未来来讲，这门音乐史还可以大大成长。如果厥后的人，脚踏实地地钻到民间音乐内里去，一个个把它的纪律找出来，厥后的每部音乐史若是都能拿出一些如许的工具，便可以使这门科学提高一步。由于民间音乐很丰硕，罢了经总结出的纪律的工具却很少。曲集都没有出来，每个乐种都应当有乐谱集出来，可以多编。以是未来音乐史的成长必要作的事情多的很。但愿未来的青年人多实践一点，多懂一点，写出更好的音乐史来，固然实践是比力难的，要深刻的实践则是更难的，同样工具常常几十年，好比咱们到今天没有能解决的问题吧，像西安鼓乐，我是做过一两个月的查询拜访，写了查询拜访陈述，可是，本身没有同他们一块儿去奏，没有向艺人们去深刻进修甚么叫好，甚么叫坏，不外是他们说甚么我就说甚么，这个质料呢，不周全、不完备、不深刻，就是说固然已调査了，还缺乏实践，纪律写不出来，不像“十番锣鼓”我同民间艺人搞在一块儿，他们说的好、坏我都懂，这是几十年同他们搞在一块儿才晓得的，以是“西安鼓乐”固然是查询拜访了，可是没有搞出曲集来，固然他们已做了一些，但也还做的不敷好。质料的收拾上不完备，一个个曲牌凑集起来就算了。以是，到今天在音乐史上仍是缺乏对“西安鼓乐”的先容，只不外提了几句很是粗浅的先容。
杨荫浏手书《天韵社纪事诗》六绝
1929年元旦，宜兴“协和社”到无锡“天韵社”拜见，两社曲友在公园原社址前合影（后排左一为杨荫浏）
另有音乐钻研所近来出的音乐史，如果说它不敷的处所吧，我看顶大的错误仍是缺乏实践，好比从他们对昆曲、琵琶曲等的评价，一看便可看出写作者没有足够实践；有时他们所批评的恰好是挺好的，就有如许的环境。以是咱们想从写音乐史的几小我的成长来看，我本身感受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实践不敷。音乐史要有音乐，音乐要从实践来，固然书籍也要，书籍也是首要的，不外失掉实践连书籍都是靠不住的，为甚么？书籍里古代人的话，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单方面的记录，哪些对，哪些不合错误，他甚么处所说的生手话，甚么处所说的老手话，你本身有了实践便可以区分出来。好比关于昆曲晓得今后，你便可以理解、区分得出几十部关于曲论的著作，甚么说的错，甚么说的对，由于古代文人搞的理论，有的本身是好手，有的本身对这类音乐其实不懂，不外是讲废话，以是要将这些区分开来得靠实践。
对挖掘的工具也要靠音乐实践，好比，马王堆出土文物音乐方面的陈述是李纯一写的，阿谁时辰我是靠边站，叫做甚么“反动学术权势巨子”。这件事是周总理点名叫我带领，叫我、李元庆、李纯一三小我去调査。有很多工具怎样解决的呢，好比一个瑟，定弦的问题，要不是对弹乐器有实践履历的话，就没法去搞。到湖南去之前，咱们已在报上见到了关于这个瑟的彩色照片，一看瑟面上放的码子参差不齐，没有纪律，就感触贫苦。厥后就到考古钻研所去问这个瑟在棺材方才打开尚未挪动之前，有无人摄影。由于一经挪动，码子的位置一变，就失了它的参考价值，这个问题问得很是首要。幸好考古钻研所里有小我在棺材刚打开，瑟还平放在内里时曾拍过一张照。他们拿岀来一看，咱们就拿它当宝物。由于从照片上看得出码放的是有纪律的。厥后咱们到湖南去釆访时，就拿阿谁真的什物尺寸量一量，然后再拿照片上的巨细量一量，就依照比例去算，照相片的位置码子应放在那边，算出来今后就请李纯一照阿谁尺寸去摆，他第一个发明的问题是这个放码的处所那位上面有点毛，看起来这个毛的处所是持久重量给压的毛了。
杨荫浏（左）与张淑珍（右）在补缀乐器
到厥后又发明第二个问题：这些码子的脚在木头上面有印子，这些印子同上面毛的处所位置差未几，这个发明更首要了，厥后就照木头上面的印子去摆码子，古代瑟的现实环境就获得了反应。以后就要钻研纪律，瑟事实怎样定弦？咱们就按照瑟和筝定弦的一般纪律举行猜测；咱们提出：如果第一根弦同第六根弦成倍、半瓜葛就是五声音阶，如果第一根弦同第八根弦成倍、半瓜葛就是七声音阶，如果第一根弦同十三根弦成倍、半瓜葛就是半音音阶。现实一量、一算，成果是五声音阶瓜葛。这些履历就是咱们从对弦乐器的实践中得来的。讲到这个就有乐乐律的问题来了。对乐律的熟悉也要实践，不然“黄钟，大吕”尽讲废话，毫无事理。我年轻时，无锡处所有3、四个乐器店，他们碰着比力讲求的老
红木的琵琶常要叫我来替他们排品，这类品，我最少排了几十把，在这内里渐渐摸到了一些纪律，连系着音响学的常识，共同着算术，得出来排弦的纪律，厥后大要1939年吧。将几十年摸的履历写成文章。这个履历是个甚么呢？琵琶方面有个繁杂问题，由于一般弦乐器乐律的计较法子，是按照绝对弦长与音高按必定比例计较出来的，但是琵琶这类乐器同其他弦乐器比，贫苦的是它的品凹凸纷歧，低音处品高，高音处品低，成一斜线下来。当弦按到品上时，弦由直线酿成三角形的折线，因为品的凹凸分歧，弦的张力和现实长度也纷歧样，若没有这个凹凸品的差别及张力的分歧，咱们摆起品来是比力轻易的，但如今就繁杂了，怎样解决它呢？厥后，我解决了，我是怎样办的呢？先用耳朵听，一根弦上有好几个泛音，先找一个泛音，在和同八度或凹凸八度的按音相和的处所，放定一个品，然后将一根弦的几个泛音位置的品先如斯放好，泛音之间其余的音，就按照几何定理，用在若干条互相间合适均匀律瓜葛的平
行线间，依分歧斜度，找出其余各音的品位。如斯定出品位，可以靠近正确，第一，是由于弦份两头品位既靠泛音获得校订，两头校订，中心天然跟着获得校订；第二，在合适均匀律比值的若干平行线，可在分歧斜度的截线上，依几何道理找到合适于特定品位的间隔。这个理论我发明今后，奉告了丁燮林师长教师，他听了大为欢快，给我很大的鼓动勉励，这个法子叫“弦乐器定音法”，这个法子解放今后给乐器钻研所，他们拿这个法子印了很多多少比例图，发给每个乐器厂，乐器厂厥后就照我这个法子去定琵琶、月琴等的品位，这个是对弦乐器的实践发生弦乐器的乐律。
1937年，杨荫浏在江苏无锡家中吹奏三弦
管乐器我实践的不敷，1936年我在哈佛燕京大学社当钻研员，当时有经费，我就操纵它。做了很多律管，比力它的凹凸，同弦上的凹凸来比，实行弦律同管律的不同，同时学些有关音响学的理论书，做了两套律管，每套要好几百块钱，长度、直径请求比力紧密。厥后又花了大要三年工夫，做了很多多少笛子和箫，长是非短、粗粗细细、高凹凸低，有的十个洞，有的六个洞，半音音阶的、全音音阶的做了很多多少，这些都是本身做的，大要砍掉了3、四百支竹管作实行，这个成果得出了作笛子的纪律来，但那时我没有写文章，为甚么呢？由于那时没有测音仪器，我懂得用耳朵听的音准，从音响学来讲，每小我的耳朵是有必定的偏差的，若是那样写出来是不敷科学的，以是没有写成文章。这个履历厥后教给了郑玉茹（郑觐文的儿子）。解放初，他没有事情，想跟我学。做笛子的成本用的少，他依我教他的做法，把十二支一套的军笛做出来了，在上海卖，厥后销路很大，可能到如今上海做笛子的一套工具仍是他阿谁时辰传下来的。这个管律方面的实践就在内里起感化了。关于律的问题，不是一个讲废话的问题，音乐史里有不少律的问题现实都同律的实践有关，我当时怎样实行呢，拿个笛子开了很多多少洞，听听不合错误就拿橡皮胶贴掉，再重开一个，换一个位置，用这类法子就摸出些纪律来了，要否则你本身讲的工具本身都不懂。
杨荫浏在天津吹奏竹笛
另有音韵学，音乐同说话的瓜葛，咱们学昆曲的时辰，要懂得每个字的阴阳上去，平声、仄声，它配的音乐是怎样样的，在这个实践傍边，看得出音乐同说话瓜葛的纪律，并且看得出天下的戏曲都同各地的方言有瓜葛，这个就是音韵学的实践问题，至于作曲的曲式问题，作曲纪律又要从实践中其实的音调里去获得。西洋音乐理论也必要，由于西洋音乐的实践也是首要的，我跟过一个美国人进修，她教我学作曲，弹钢琴、给我听唱片，教了十几年吧。本身作曲也要实践，作和声操练，对位操练，写一点小曲子，我那时是写宗教音乐的音调，这十几年就是西洋音乐的实践，也是首要的。由于钻研中国音乐史，要看中国音调事实同西洋音乐音调有甚么分歧呀！你不懂西洋的纪律就看不出本身的特色来，很轻易拿西洋音乐的纪律套到中国音乐上去，这是行欠亨的。以是实践的范畴要广，音乐史的方方面面都要实践这是第一个问题，实践的问题。
杨荫浏在无锡家中弹琴
如今讲第二个问题，前面讲的是实践的首要性，第二个问题讲音乐史的范畴问题。音乐史固然同中国汗青有瓜葛，汗青常识不克不及没有，以是音乐史同汗青有瓜葛；音乐方面的歌词是文学问题，音乐内里很多音调在古代文学里也有，好比昆曲的《琵琶记》吧，文学史里也写，它自己又是文学史的问题。音乐思惟是哲学史的问题，音律的问题是音乐物理问题，与音响学有瓜葛，古代乐器又有考古学的问题，唱法、配曲调又有音韵学的问题。
《琵琶记》弹词
以是细细斟酌起来，咱们不克不及样样工具都弄好，只可以同人家互助，一方面从他们写的书里去进修，一方面交很多朋侪，跟他们一块儿会商，获得他们的帮忙，如音韵学家罗常培（罗莘田）、音响学方面物理学仆人燮林、音乐生理学家刘廷芸等都是我的朋侪，帮过我不少的忙。
我也写过古诗、古词、古曲，也有教员、 朋侪相互会商，考古学咱们本身加入得未几，要看考古学家的作品：《文物》《考古》，咱们本身不克不及去考古，只好靠他们，要器重他们，器重文学家、哲学家、汗青学家、考古学家、物理学家，而咱们最少要懂。好比音乐的考古学，郭沫若就跟咱们颇有瓜葛，为咱们音乐史解决了很多问题。另有画家也同咱们有瓜葛，由于画家，他懂得古代何时哪一种乐器多，要靠他们找到这类图啊。好比考古家沈从文帮过咱们很多忙，有很多丹青咱们要请画家来画，是他把乐器的丹青逐一先容给咱们，以是音乐史的范畴比力广，方方面面，最佳本身都有实践，但固然不克不及彻底都实践的，好比音响学吧，音响学自己是丰硕的，最少有关乐律的问题咱们要实践；音韵学吧，它本身自己是个自力科学，但最少关于歌的问题、唱的声音的问题咱们要理解、要去学，音韵学最勤学得好一些，在乐器方面本身最佳能奏一点，好比这个琵琶怎样叫弹得好，怎样叫弹得欠好，左手伎俩，右手伎俩指甚么？你本身都不会弹，唐代人说的，古代人说的话你就看不懂啊，酿成讲废话了么。古琴方面，咱们不克不及像古琴家那样去弹古琴，可是古琴也要实践，也要能弹，就要就教古琴家；固然音乐史的另外一方面古文要好，由于有关音乐的资料，从顶古到各个期间的文字都要懂，要能懂能理解；再有对西洋音乐的纪律你也要懂啊！你要晓得西洋音乐的诗歌纪律啊，最少英文要懂啊，他们为甚么那样唱，它有纪律在内里啊，它是轻重律，西洋的轻重律你一进去就懂得它的首要了，固然西洋音乐纪律我是在宗教音乐内里理解的多一点。总之，音乐史组成的瓜葛也多，自己内容丰硕，直到今天有很多工具咱们仍是不敷的，如果我年数轻一点，最少还想到西北去，到甘肃、陕西、山西去钻研梆子腔，由于梆子腔同甘肃、陕西有瓜葛，甘肃调就是梆子腔，有人叫西秦腔，西秦就是甘肃，有人叫秦腔，秦腔是陕西，那末这个工具要去钻研啊，到本地去钻研，进修本地的说话，最佳本身能唱一点梆子戏，把本地的民歌、音乐语汇钻研钻研，找出它的特色、纪律来。这个梆子腔，音乐史里我也写到了，但不外是吠形吠声，是不完全的。我年记要小一点就必定要到西北搞它1、二年，学一点或许就好一点。再好比高腔吧。我就想要到江西、湖南、四川高腔剧种风行的处所去进修一两年，就有讲话权了，到今天要想出法子来，要实践，扩展实践的范畴，固然工具太多了，但最少你要拣几样首要的工具学一学吧。
左起：李元庆、查阜西、溥雪斋、杨荫浏、管平湖
在中心音乐学院民族音乐钻研所门前合影
如今钻研音乐史的青年人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实践不敷，对音乐自己实践不敷，一个是常识方面不敷。如今的青年人仿佛窄了一点，要广，样样工具要懂是难的，可是多懂一点是可能的，是有时候的！我搞音乐史是业余身世的，之前不是靠音乐史用饭的，我是在中学里教英文、教数学那末搞出来的呀，到厥后1936年专门钻研音乐仍是兼职：搞宗教音乐同时兼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到音乐院教书了，才全数酿成专业搞音乐史了，以是可以说咱们都是业余身世的，不少旧社会的音乐家都是业余的，查阜西的古琴，吴景略的古琴吧也是业余的，他不是靠古琴用饭的，这是旧社会的情景，如今分歧了，青年人的前提是更好了，只要本身时候用的好一点，尽力一点，其实不是不成以多学一点。作为一个音乐史家，不要老去写音乐史，最很多多少去查询拜访，采集各类曲牌，写出一本本乐谱来，用实践来充分音乐史，向深、广两个方面去搞。未来音乐史还要更广，由于它的汗青过短，从1929年算起，到如今不外五十年，此中另有十年 “四人帮” 捣鬼，甚么工具都停下来了。只有四十年，这么一个科学，四十年能搞得好吗？以是咱们的音乐史，我写的音乐史，应当给后面的人否认掉，他们可以写得比我更好，但是如今他们也是实践未几、不深，这么抄来抄去的话，音乐史就成长不了，愈来愈差了，这是个紧张问题呀！
1954年3月27日
中心音乐学院民族音乐钻研所建立仪式合影
另有一个也是实践的问题，音乐史写出来今后，最佳写的人能有教音乐史的机遇，教音乐史自己也是个实践，可以提高音乐史。我开初没有写音乐史，在燕京大学音乐系担当音乐史课时，我是怎样搞法呢，我钻研中国音乐的工具有不少卡片，每次上课讲一个音乐史问题，就用一套若干张卡片内里的质料，当时本身身体好、能唱、能奏，很多工具本身去弹给学生听，这些不外是音乐史中有关的一个个专题。那时的学生到如今还在的（有很多那边去了我不晓得），有个许勇三，他如今天津教作曲，钢琴弹得比力好，曾到外洋去进修过。他们学生对我所教的音乐史乐趣很大，为甚么呢？当时是两小我教音乐史，另有一名是一个文学家，有很多关于文学史的论著，他教音乐史就讲雅乐等等，讲的都是文学，学生乐趣不大，到厥后我一去教，学生们就提出来这个课必定要我教，为甚么学生对我鼓动勉励？就是有音乐，学生要从音乐史中心听到音乐，领会到音乐，许勇三他们就接待我的音乐，他们进修中提的问题也都是音乐问题，这些使我感受到音乐的首要性。厥后到青木关，我已写成音乐史纲那种课本了，给学生们讲，学生又提出来，但愿音乐多一点，那时给我的感受，我音乐方面固然懂一点，但晓得太少，以是1944年音乐院学生请求音乐史中音乐例子多一点，这个请求对我影响很大，使我感受到我的音乐实践不敷，是以我不愿到美国去也是这个事理。
1979年，杨荫浏与学生在家中合影
前排左起：乔建中、杨荫浏、冯洁轩、张静蔚、伍国栋；后排左起：何昌林、梁长生、王宁1、
吴文光、居其宏、魏廷格
1946年哈佛大学要我去教中国音乐史，叫我去办一其中国音乐钻研所，给我的前提很好，我不去，答复他们的信，就是说：由于音乐史要接洽活的音乐，不克不及光靠书籍，钻研中国活的音乐最首要，而分开了中国的乡土就没有中国音乐了。到美国去钻研中国音乐，他们有关中国音乐的书是多的，但这个是不可的，只能从书籍到书籍，以是我不克不及来。这个熟悉是学生们帮忙了我，使我熟悉到音乐史应当在中国钻研，连系着中国实践钻研。以是到解放今后，写的音乐史虽比力少，可是写的工具确是同样样多起来了，也能够说是音乐实践方面的筹备，这类专题钻研越多，音乐史问题就越可以说得大白，甚么书里第几章是甚么音调，引证起来有按照。未来咱们的青年人对民间音乐要从速地抢，一本本曲集，编出来，音乐史不必要很多多少部，隔几多年再写一部音乐史，更多的时候应花在采集收拾民间音乐中心，弄清晰每个乐种，它的汗青，它的纪律，它的风行环境，它所起的社会感化等等，拿实践丰硕熟悉，晋升为理论。以是音乐史只怕没有实践，不怕实践更广，一小我的常识，有关中国音乐史所必要的常识是太多了，音乐院结业只可以算是一个开首，不克不及所有学的工具就那末一点点，结业今后还要好好地学。音乐史钻研者可以多编曲集，同时持久多写专题论文，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专题论文到最后可以吸取到音乐史中来。
1948年5月31日，
国立音乐院国乐组第二届结业生留影，
杨荫浏（后排左四）、曹安和（前排左一）
第三个问题是索引事情，统计事情要花功夫，由于关于这类工具在咱们音乐史中有时概况看不出来，但不统计你就把握不住质料。统计事情还要花至关大的功夫，很多音乐史的工具就是靠这个统计事情、索引事情的。好比《琵琶记》内里用了几多曲牌，这一部书和那一部书，厥后的和前面的不异的音调有几多，分歧的有几多？这都是统计。再若有一部叫《浣纱记》的，他们说是魏良辅新创作的音乐，可一统计，内里仍是之前用过的音调多，以是说一句话都要有不少的统计事情在里边。固然这类统计事情的自己是不写到音乐史内里的，中国音乐史的资料很丰硕，统计事情、索引事情都作得很不敷，古琴方面查阜西曾统计一下，写了一个《存见古琴乐谱辑览》，这部书钻研古琴的人最少都应当有的。此外傅惜华关于元杂剧、明传奇、后辈书等做了一些统计事情，颇有价值。但是关于昆曲，那末很多乐谱、索引却没有好好做。之前储师竹师长教师花了年把功夫，为《九宫谱》中的曲牌做成为了一本索引，虽触及的范畴不广，但论其价值，较之任何一篇专题论文，超过跨过不知几多。此种事情颇有价值，十分首要，但着手去做的人，惋惜总嫌太少。昆曲、古琴这两样工具在中国汗青比力长，音乐比力首要，起首应当统计起来，昆曲中心事实有几多出存有曲调，曹师长教师已做了一个索引，全数昆曲的曲牌索引曹师长教师正起头在做，但她已大哥，不懂得能不克不及完成患了。由于这个工程比力大，统一个曲牌有几多音乐，必要做比力，这些没有做好，要钻研曲牌音乐的变革未来仍是个坚苦。
1947—1950年钻研古琴曲进度表（部门）
第四，是灌音问题。我教音乐史的时辰，学生最少请求看得见曲谱，他们又但愿演唱给他们听。到如今，音乐史应一壁讲一壁连系音响资料给学生听，惋惜咱们的唱片社，没有为咱们做足够的唱片，唱片太少，以是有很多问题，未来怎样教，只教没有音乐的音乐史？灌音没有怎样办？关于这个问题，咱们讲了好久了，但至今尚未人肯为咱们做唱片。据说文化部有的带领同道说，咱们的音响资料不要外流，要保密。这其实是个消极的法子。咱们本身不敢实时鼓吹本身的优异文化，只取“避免外流”的消极法子，使本身的文化持久同世界隔裂开来，逐步歼灭下去，如许，能说对吗？中国的音响资料大可以出书么，你作唱片，作胶带，向外国去卖，赚他们的外汇怎样欠好？可是如果不做的话，未来咱们中国人要钻研中国本身的音乐史也只好都是从书籍到书籍了，未来连咱们本身都听不到本身的音乐，进修民间音乐，成为一句废话，如许好吗？我感受伤害得很！未来的音乐史要酿成没有音乐的讲废话了，学生将毫无乐趣了，音乐史课对学生将无所帮忙了。这很伤害呀！以是，因为咱们不注意唱片，不注意胶带，录了音总是在资料室里放下去，在那边消磁，声音一每天坏掉，怎样办？解放三十年来，曩昔的音乐在民间一每天少起来了，好比 “十番锣鼓”今天要灌音到哪里去录？文工团说奏起来不是那末一种吹奏情调，都酿成齐奏了，同真正民间的合奏纷歧样，如许下去，怎样患了？未来会酿成一方面说倡导民间音乐，器重中国音乐，一方面倒是没有音乐的讲废话了。如许下去，若何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先人，对得起儿女。
杨荫浏师长教师录制阿炳六首乐曲时的钢丝灌音机
整体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音乐史的实践问题。
第二个是音乐史与此外学科的相互瓜葛、边沿科学的问题、常识的丰硕性问题。
第三个到今天来讲资料的统计事情、索引事情根本不敷，没有做好。
第四音响资料没有，未来越来越变得只能空讲了。
音研所的那部音乐史我感受写得不敷好，如对昆曲部门否认的工具太多，《琵琶记》那末首要的一本书等闲地一句话就给批评掉了，音乐史里有的问题讲不清晰的么，内里有好的工具，他们不是一分为二地看，认为重要偏向欠好，就是欠好的。实在照咱们的感受，中国音乐简直至关丰硕，有它优异的一壁，音乐史应当将它优异的一壁拿出来，不要本身暗示本身眼界高，这个欠好，阿谁欠好，音乐史写它干吗，写来写去咱们中国没有好音乐了嘛。要有所爱，本身不去实践，不晓得爱，甚么音调喜好，甚么音调不喜好感受都没有，辨别力没有，这怎样写得好音乐史？这些都是简略的一点感触，会谈谈天，供大师参考、批判。
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音乐教诲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定者。对无锡玄门音乐、青城山玄门音乐、中国基督教圣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五台山寺庙音乐、湖南宗教音乐等举行了深刻的查询拜访钻研，可谓宗教音乐钻研范畴的前锋。
开国后，杨荫浏任中心音乐学院钻研部钻研员、传授，音乐钻研所副所长、所长，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用30多年时候和终生血汗编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完成专著20多种、论文近百篇。此中有《天韵社乐谱》《雅音集》《文板十二曲琵琶谱》《古琴曲汇编》《关汉卿戏曲曲谱》《说话音乐学初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