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名医指南——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赵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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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成立于1951年，其前身为建于1921年的宏恩医院。医院拥有东、南、西、北四幢医疗主楼以及十多幢配套用房，是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以老年综合医学为特点，立足上海、面向国内外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目前，医院开放床位1300张，现有44个临床医技科室，员工200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正、副主任医师）300余人，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共60位。医疗设备先进，拥有当今世界最新技术的数字化手术室、达芬奇机器人、双源光子ct、高清晰度低射线量宝石ct、pet-ct、磁导航血管造影x光机、spect、3.0tmr、四维直线加速器等一大批高、精、尖诊断和治疗设备。
「
赵洪
以科学的名义
」
人 物 介 绍
赵洪，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卫生部hifu技术培训基地（上海）主任，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微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健康科协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胰腺癌的非手术治疗,中晚期肿瘤的综合治疗,包括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放射性粒子肿瘤内植入（内放疗）、透热治疗、肿瘤消融治疗、胸腹水热灌注化疗、免疫治疗等。治疗病种：胰腺癌、肝癌、腹膜后肿瘤、胃癌、乳腺癌、肺癌、肾癌、肾上腺肿瘤、子宫肌瘤、卵巢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宫颈癌、直肠癌、浅表原发或转移性肿瘤、特定部位的骨肿瘤、癌性胸腹水等。
采访笔记
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大段的时间在聊科学。我们说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伽利略，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初的启蒙。“科学的精神，科学家的使命与价值观，都是父亲给我的启发。”他的父亲赵保经，中国著名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专家，多次获得过国家科技奖，《中国集成电路大全》的总编。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肿瘤微创治疗部主任，主任医师赵洪，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微创专委会主委，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委会副主委，擅长中晚期肿瘤的无创高温治疗和综合治疗，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领衔的华东医院hifu中心在hifu治疗的规模和治疗数量上居全国 。
“从某种程度上说，医学是半科学，医生的经验、嗅觉、天赋，很多难以精确的描述和复制，没有量化的标准，西医尚且如此，何况中医。指南是什么，从发展的意义来说，指南不是科学，是用来突破和颠覆的，我们在做的，就是在指南上留下有用的痕迹。”他说。
从外科医生到掌握最新微创技术的肿瘤科医生，他转了型，却走出了一条跨学科治疗的道路，他是中国第一代参与研制和使用hifu刀的医者，他的科室成员配备，有影像学专长，有消化内科专长，有放化疗专长，“全靠俞卓伟院长支持，一个体制内的单位能实现跨学科多兵种作战，有整体得分优势，病人的预后才可能比较乐观。”
“先整体评估，再决定治疗方案，在我看来，手术未必是首选，当然我们擅长的微创/无创治疗，也未必是首选，一切看病人的实际情况。”有病人辗转找到他说，听说在他这里治疗的病人不开刀活了七八年，而有人接受了手术治疗只活了半年。他说，的确这里有不少这样的成功病例，但这是片面的，按照病人的肿瘤分期等具体情况，在大数据统计学资料的基础上仔细分析，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适合手术。最后，他说服病人手术，如今病人愉快生存。
他说，在说一种治疗方案优势的时候，一定要花同样的精力向对方说出这种方案的不足，一个不能证伪的技术绝对不是科学。“我们面对的是肿瘤，这是高智慧的病种，死灰复燃，报复性反扑，仅仅残留一个细胞都可能形成燎原之势，过了五年生存期，十五年后又复发的例子不在少数。医学现在能做的就是，提升病人免疫力，与肿瘤达到一定的动态平衡，赶尽杀绝，或者说根治，都是一厢情愿。”
他坦言很可惜，不少病人至今认为人定胜天，只要努力就能战胜病魔，切除了就万事大吉，他们不理解，疾病是用来修行的，而有些医生则陶醉在多少例切除的光环下，“淋巴结清扫干干净净，手术无出血，可是病人几个月后没了，值得炫耀吗？病人活得长，过得有质量，才是医生要追求的，导师张延龄教授说，把不需要手术的病人从手术台上拉下来才是本事，这是科学家的精神。”
他说，至今还能保持一种“纯粹的求知欲”，说到此，我心里一亮，在我的成长中，我们所受的教育极少这样的开启，鲜活的现实也让这样的开启举步维艰，因此极难体验到某种依靠内在就能获得的愉悦。“完全是内心的感受，没有任何明确的利益驱动。但也获得了很大的乐趣甚至优越感。这就是纯粹的求知欲。就好比我读《科学史》。”
我点头，我想起爱因斯坦与泰戈尔1930年的一段对话。
爱因斯坦：我不能同意你对真理的看法。
泰戈尔：为什么？要知道真理是要由人来认识的。
爱因斯坦：我不能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却是我的宗教。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它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还讲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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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hifu刀
唐晔：赵教授，说说您的从医之路？
赵洪：我很幸运，是恢复重点中学后第一批全程读完六年中学课程的学生，复兴中学毕业后，1984年入大学。我是纯理科生，母亲是口腔科主任，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专家，成就卓越，著作等身。我喜欢数学和物理，曾想过从事电子计算机，由于高中时生过心肌炎，住过院，对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内心有一种景仰，高考还是报考了医学院，但大学六年一直很痛苦，对大量的背诵记忆实在兴趣不高。
所以，大学期间除了专业，我研究哲学，读苏格拉底、尼采、康德，也读科学史，读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传记，还研究过一阵子人体特异功能——这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掀起一股潮流，当时觉得很奇妙，认为科学不能解释的事实一定是超科学，后来意识到很荒唐——生物医学本身很复杂，缺少好的科学精神指导，没办法区分真假。后来，就转向机械论，只关注解剖、生理学。毕业后我先在华东医院外科，七年之后考研考博，在这期间接触到新技术，国际上非常热门的，中国占得先机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就是hifu。博士生毕业后，我从外科起步，在华东医院创建肿瘤微创治疗学科，工作至今。
唐晔：您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和运用hifu的医生，说说其中的经历？
赵洪：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专家就提出，超声波具有很强的穿透性，把超声波穿透身体以后聚焦在一个点上，能量密度高了，就可以隔着身体烧死癌细胞。超声波对人体没损伤，而且也是一种显像手段，但对工程技术要求很高，一直是技术跟不上想法，发展缓慢。
一直到九十年代计算机科学进步，分析控制、高清晰显像等技术的突破，中国很幸运在这个领域占得先机，上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第一台用于临床的hifu产品是中国制造。我1997年读研究生，做的课题就是超声热疗。我不但接触，还参与了第一代超声治疗设备的临床的前期工作，比如做动物实验，制定规范等。读研期间是超声热疗，当时没能做到聚焦。后来博士期间进入聚焦，主攻hifu。所以现在算来，我是上海第一位从事超声热疗和超声聚焦的医学博士。但当时在华东医院，放弃外科而创办微创中心却是一次很痛苦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之前15年外科职业生涯和手术情结的终结。期间内心的动力，是从小被灌输的求真和创新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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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肿瘤是“伪命题”
唐晔：您之前是手术医生，现在是肿瘤科医生，对肿瘤治疗的理解一定有所不同？
赵洪：是的，在治疗观念上已经开始颠覆。以前，人们觉得是肿瘤必须切除，大部分的病人和医生几乎都认为，外科手术是根治恶性实体肿瘤的唯一方法。但事实上，根治术不等于根治。我的导师张延龄教授对我说，开刀就像骑车，只要练，总会骑。但外科医生一定要收得住——别人不会开的刀你能开这是本事，但别人都觉得应该开刀，你不开刀用其他方法治疗，这也是本事，而且更需要这样的本事。
所以，我们要避免手术成功了，治疗失败了，这是局部和整体的矛盾，这样的手术成功对病人来说没有获益。很多外科医生现在也开始反思，刀应不应该开，手术对病人带来什么，能不能让病人活得更长，能不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两方面都做不到，那么手术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在肿瘤治疗上观念和理念的改变，其意义不亚于诞生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
唐晔：您的意思是，不管是哪种治疗方法，只要对病人有长久利益，就都可以用？
赵洪：对，这就是从实证出发，要勇于突破既有的条条框框，最重要的是消除认知偏见和行业偏见。其实这么些年，人类对肿瘤的治疗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发病率持续增高，治疗费用几何级增加，大多数肿瘤五年生存期——所谓根治率没有提高。
那么，什么叫根治？通常认为，根治是无瘤以及生存——带着瘤存活到两百岁也不是“根治”。但是，无瘤真的可能吗？只要留一个细胞，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从某种角度上说，所有人都是肿瘤病人，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肿瘤细胞，而且肿瘤是动态的，每天都在产生——以前觉得过了五年生存期没有复发可以反证肿瘤被根治了，这种想法过于机械，因为肿瘤细胞除了死、活，还有第三种状态，就是被抑制或是休眠，我们有过了根治术后22年乳腺癌复发的病例。所以，癌症根治是个假命题，我们观察到的所谓“根治”效果，只能是长期存活。
在这种理念下，肿瘤治疗应该用新的视角去看待，可能中医就提供了更整体全面的视角，就像打仗一样，杀敌一万自损两万，不值；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犯不着——杀死的是对治疗敏感的肿瘤细胞，不敏感的肿瘤细胞都躲着，而自己损失的是骨髓细胞、免疫细胞，如老百姓所说的伤了“元气”，所以也不值得。因此，对肿瘤不一定赶尽杀绝，杀不了肿瘤细胞，但提高自身免疫力，练好自己手上的兵也同样重要。
再者说，肿瘤的最大危害在于它的转移性，那我们也可以尝试阻断它的转移，对于局部治疗，缩小、稳定，即使是减缓其生长速度，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是通过共同努力，让肿瘤尽可能减少对你生活、生命的影响，追求生存期。所以，对“根治”二字，真的没必要太执着。我们很多病人来自长三角地区，家境富有不缺钱，追求根治，认为治疗和长征一样，坚持到底就能根治，但其实是不了解肿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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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合作 多兵种作战
唐晔：对华东医院肿瘤科来说，来了患者，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赵洪：一定让病人充分知情。拿我的经历来说，我做过外科医生，现在是肿瘤科教授，懂放化疗、微创，又是中西医专委会主委，这可理解为跨学科。跨学科是不局限于某个专科或亚专科，相关的学科都要了解，要有整体的把握，，虽然未必是所有领域的专家，但哪个领域都心中有数。
所以，首先以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眼界，判断病人的诊断是否准确，有疑问的就通过影像学、病理学等方法证实，然后进入多学科论证——外科、化疗、微创、放疗、中医、免疫、营养、护理等学科共同参与。单就手术，会很客观地提供统计学资料：手术的中位生存期多少，并发症发生率，中国现在什么水平，国外什么水平，我们医院什么水平，如果病人不适合手术，我们有很多替代治疗。
举个例子，一位六十岁的患者查出胃癌，我评估下来，认为更适合手术，他死活不肯，说他有个邻居一样的病，没开刀，到我这儿接受微创治疗活了八年，我说资料不全面，你知道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却是片面的，虽然是患同样的病，但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我现在撇开我擅长的微创治疗，和你谈手术，不是说服你什么，而是希望你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尊重你的意见。后来他去动手术，现在已经安然地度过第八年了。这个例子中，只是说服了一个病人去接受一个常规治疗，还好理解，还有其他的许多情况，病人不适合做常规的治疗，更适合做新型的或者更前沿的治疗，该治疗或许还在入门阶段，或许我们并不了解，这时，就在考验我们的宽容。还有中医治疗，虽然大多数西医医生对其不甚了解，但不能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产生偏见，何况，在恶性肿瘤治疗领域，常规的手段疗效并不尽如人意，此时，更应该兼容并包，博采众长。
唐晔：您并没有顺势收进您的科室治疗？
赵洪：是的。我收他进来治疗，只是多了一份病例，但对他来说，会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不能自己会做什么，就一定给病人做什么，这涉及的不只是科学精神了，还有职业素养和良知。
唐晔：华东医院肿瘤科主要的擅长在哪？
赵洪：hifu、微创及和微创相关的治疗。来这里的肿瘤病人主要有四类：不能手术的；不能耐受手术的；手术后转移的；有手术指证，但充分知情后仍拒绝手术的。而对病灶来讲，适合深部、在手术禁区的；在血管旁的，像胰腺癌，肝癌，肾上腺肿瘤等。
唐晔：您觉得hifu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呢？
赵洪：它的优点是：不开刀，不流血，不受肿瘤大小、形状限制，术后恢复快，总体治疗费用低，激活机体免疫系统，无辐射、无化学损伤，可重复治疗等；作为肿瘤治疗综合手段之一，hifu可以选择性的将能量集于体内深部靶区组织，而对靶区以外的组织几无损伤。由于hifu治疗时无需麻醉、无创伤、无痛苦，病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治疗，特别对一些晚期肿瘤病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生存的希望；留在体内的凝固性坏死病灶，可以起到“肿瘤疫苗”的作用，能提高机体抵抗肿瘤免疫力，理论上被认为是“双相”抗肿瘤疗法。
其实，每个技术都有其优势和不足，我们在介绍其优势时，也要花同样的精力去讲清楚它的缺陷。目前hifu的缺陷是：一，因为超声波本身的特点，遇见骨骼和气体会有很大的折射和反射，所以目前尚不适合肺癌与脑癌的治疗；二，hifu虽然没有创伤，但难做到无损实时测温，到底温度多少，每个人个体差异不同，很难确定。
经验在这时起了一定的作用，而经验是一种工匠精神，贯穿你的一生，是知识在个体内的沉淀。所以，医学很大程度上是半科学，相当一部分的构成是经验。我认为，有进取精神的临床工作者一定不能局限于常规和指南，要勇于为其添砖加瓦，甚至颠覆它。
唐晔：华东医院的肿瘤科有什么特点呢？
赵洪：我们的肿瘤科分肿瘤化疗和肿瘤综合治疗，单说肿瘤综合治疗的医生，就有外科学的博士、硕士，还有内科学博士、硕士，影像学硕士等，一个临床科室有这么多学科混合，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罕见的，但是这个时代的肿瘤学科，正是增加新篇章的时候，谁去做？我们科最初的设定就是跨学科，对付肿瘤，采取多兵种协同作战。
我们始终认为，对一个病的首选治疗，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看疾病发展到哪一期，哪种治疗方式对病人最有利，哪种就是首选。但是，很多病人会纠结于刀要不要开，伤口开得大不大这种并不是重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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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精神
唐晔：您认为，医患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
赵洪：有人认为，有效医疗资源应该放在可以治好的病人上，但我认为，早期病人和晚期病人生存权是平等的，医生和病人是什么关系——针对这个病，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有风险你要了解，我们共同承担，而不是把病人当小白鼠，所有的方案没得商量，医方强势，病人不管认可与否，只得接受。单纯地把医学当做一门技术手段，而忽略了其人文的内涵（如爱心、同情心、同理心等），将是很可怕的。
唐晔：能有这样的想法，与您当初读过很多哲学著作有关吧，那现在的阅读习惯是？
赵洪：现在仍喜欢看《科学史》，很多科学家都富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像爱因斯坦，他为什么伟大？战争期间，他的很多科学家同事，披上军装去研究杀人武器，当时有句话“科学家在和平期间属于全世界，战争时期属于国家”，这句话被反复引用，爱因斯坦却认为，说这句话的是只有脊髓没有脑髓的人，这是爱因斯坦超越一般科学家的对科学和人类的思考，还有法拉第、牛顿、居里夫人等。反思当下社会，对偶像崇拜、对钱权崇拜，都太世俗，应该崇拜一种精神，那就是科学的精神。
我的父亲对我影响挺大的，记得小学时，我的同学还在看《大闹天宫》，他带我看过一部内部资料片，丹麦电影《血的秘密》，其中的主人公也算是个富二代，但他倾家荡产，专注于血型研究，期间艰难重重，甚至身败名裂，众叛亲离，也始终不放弃。父亲说，这就是科学精神，也是科学家的精神，科学不是名誉利益的代名词，只有科学知识而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是抵不住诱惑的。
唐晔：那么，您从当初到现在，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一定更深刻，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赵洪：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包括：一、实证精神：凡事讲证据；二、探索精神：对科学、事物的本质有发自内心的好奇感并勇于探索；三、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教条，不盲从权威，敢于自我否定；四、独立精神；五、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唐晔：如果不学医，您会做什么？
赵洪：会从事计算机、物理学之类，也许成为一名其他行业的技术专家。
唐晔：您认为，医学的核心价值在哪？
赵洪：以人为本。很多医患矛盾都在于这方面的缺失。有句话是把病人当亲人，这是胡说，当亲人不可能，但只要当人就可以。医生一定要有同情心，我们接触的是身体或心理上的弱者，不分种族贫富，人家以性命相托，所以凡事必须对得起良心，始终要把病人的生命和治疗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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